5月19日，以“元启无限 AI创未来”为主题的2022届“天马杯”全国高校科技创新大赛将在渝开赛。
本次大赛由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上消费”）主办，将聚焦数字人领域，为广大高校学子创业、创新提供观点与思路的交流平台，集聚一批具有向上力与带动力的国内外优秀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进一步促进重庆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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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重庆一数字化建设现场。马上消费供图
本次大赛，其实是重庆全市上下、各行各业奋力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一个缩影。前不久，重庆召开数字重庆建设大会，提出聚焦“一年形成重点能力、三年形成基本能力、五年形成体系能力”目标，加快建设“1361”整体构架，形成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重大应用，打造引领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市域范例。
目标已明确，重庆应该如何做，才能在数字重庆建设方面尽快取得好的成果？就此，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教授刘勇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刘勇认为，数字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的经验，或许能带给重庆启示。
浙江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国第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年4月下旬发布的2022年数字中国发展地区评价结果显示，重庆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九。这表明，重庆数字化改革成效在全国来看还是不错了。
不过，与高居榜首的浙江相比，重庆还存在一定差距。
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8%，同期，浙江的这一数字则达到了11.6%。
浙江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国第一，与其大力推行的“全域数字化改革”有很大关系。
据刘勇介绍，2021年，浙江省率先在全国提出推动全域性数字化改革，开启了全省数字化改革的新探索和新实践，加快推进数字浙江建设。该省提出，以数字化改革作为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思维，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全域数字化改革的浙江经验
那么，浙江是如何有效推动“全域数字化改革”的呢？刘勇总结出了四点。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在全省层面统筹布局“1+5+2”数字化改革整体架构，着力构建系统配套、远期和近期相衔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数字化改革工作体系，找准工作发力点和努力方向。
其中，“1”是指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致力于解决数据问题，即统筹建设省市县三级公共数据平台，实现数据省级统管、按需回流地市，服务基层；“５”是指运行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五大综合应用体系；“２”是指构建理论和制度体系，推动改革实践上升为理论成果、固化为制度成果。
目前，浙江已将“数字浙江”品牌定位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并迭代完善了“1612”体系架构。
二是多主体跨界协同，一体推进。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各模块建设由各级领导承担第一责任。如，省委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整体改革，省委改革办作为总牵头单位负责统筹推进，省大数据局牵头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等等。由此，形成了在省市县乡的纵向各层级之间、各部门的横向各领域之间以及网络平台数据场景规划设计等业务之间的多主体跨界协同、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
三是以Ｖ字模型工作法作为全省数字化改革的核心方法路径。即通过Ｖ字模型持续迭代，将“业务协同模型”和“数据共享模型”贯穿到数字化改革的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其中在Ｖ字下行阶段，全面梳理党政机关核心业务，从治理与服务两个维度赋予定义，从宏观到微观，实现核心业务数字化:在Ｖ字上行阶段，再造业务流程，将核心业务组装集成为“一件事”，推进原有业务协同叠加新的重大任务，从微观到宏观，设计标志性应用场景，找到“破点—线—成面—立体”的最优方案，推动整体智治体系的整体性优化和系统性重塑。
四是以“小切口”打造标杆。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鼓励市县区聚焦百姓、企业和基层的高频事项，聚焦当前工作中的痛点、堵点、难点，聚焦经济社会重点环节、关键领域，设计数字化改革小切口，从局部重点领域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化改革亮点成果。
如，杭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开发建设了智慧机关事务综合平台、“杭州机关事务”浙政钉掌上端门户与“杭州机关后勤”微信公众号，搭建了电脑端加双移动端的数字化体系架构，实现了核心业务系统的统一门户管理和服务保障事项的网上办、指尖办。
数字浙江建设带给重庆五点启示
浙江数字化改革经验，可以带给重庆哪些启示?刘勇认为，借鉴浙江经验，重庆可以从五个方面去思考推动数字重庆建设。
其一，要对数字化改革进行整体思考和顶层设计，为数字重庆建设确定目标、路径和方法。同时，完善相应的制度和规则，让各区县、各级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在统一的框架下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 。这样，可以确保数字化改革决策的稳定性、工作的持续性、改革的深入性，避免各区县各部门各自为阵，一盘散沙，从而形成推动数字重庆建设的强大合力。
其二，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要“变”。所谓“变”，就是管理者要跳出原有的政府管理思维模式，形成运用数字化思维去认知、思考、解决问题的习惯，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各领域流程再造、规则重构、制度创新，实现从“适应数字化、运用数字化”到“驾驭数字化、引领数字化”的转变。
其三，要做实做精“小切口”应用场景。经济社会与管理的“小切口”场景数量不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谁能挖掘出有价值的“小切口”场景，谁就能引领下一阶段全域数字化变革发展的制高点。因此，重庆要特别重视在经济领域找准、做实做精“小切口”场景。
其四，要打通数据壁垒。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从制约数据共享的“信息孤岛”入手，统筹解决数据的标准化、通道、权责及更新等问题，最大程度地开放数据资产，促进数据关联应用。
其五，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数字重庆建设。数字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因此，重庆可以成立围绕创新业务和场景的跨部门合作创新小组，吸引产业界、科技界、投融资专家、民间智库等参与，把政府从全能者变为统筹规划者。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交互，实现对各个服务场景进行治理，共同创造社会价值。
比如，如果把像马上消费这样的科技企业吸纳进创新小组，依托其在数字化领域的研发成果及应用实践经验，就有利于加快推动重庆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图说：马上消费后台技术运营中心。马上消费供图
作为一家科技驱动的持牌金融机构,马上消费目前已自主研发出超1000套核心技术系统，累计申请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发明专利超1000件，在数字化方面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利用这些研发成果，该公司不仅打造了自己的智能风控、智能获客、智能营销、智能客服等消费金融业务应用场景，还为其他金融机构及非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如，打杂了金融行业首个企业级“虚拟数字员工”，与重庆市公安局合作打造全国首个数字警察，与养殖户合作打造智慧养鸡场等。重庆可以与马上消费等领先的科技企业合作，利用他们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前沿技术，结合最新的大模型技术，加快推动数字重庆在更多场景中的落地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