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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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李 娜 天津日报评论员

以开放促改革，推动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是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必选项，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李娜：“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是天津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目标。对外开放从以商品和要素的流动为核心，转向以规则的对标、衔接等为核心，您认为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盛斌：开放模式和方略的调整是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过去讲市场型开放，主要是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服务贸易与双向直接投资已成常态，而制度性差异成为开放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必然要求抓住和利用好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重塑的契机，推动监管、规则、标准等与国际高标准相衔接。这是适应高水平开放要求的更深层次开放，会倒逼、促进更深层次改革。但制度型开放不像拆除准入壁垒那么简单，如果涉及安全、意识形态等，必须强调底线、红线。从这个层面上说，制度型开放本身是一个渐进、有选择且持续探索的过程。

李娜：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是单个领域、单项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注重制度间关联性、协同性的全局突围。天津正在高标准打造改革开放先行区，发挥自贸试验区开放引领作用，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盛斌：制度型开放需要有一个整体框架，意味着要集成创新。比如“单一窗口”制度带来跨境贸易便利化，但没有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作支撑，单个制度的创新是难以奏效的。就像一个石子入水，会激起涟漪，打造更加开放的发展环境，要选定入水的“石子”，也要关注周边“涟漪”。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点制度，到要素流动和产业准入方面的支撑制度，再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保障制度，注重改革创新的系统性、集成性、互动性，使核心制度与其他制度创新相互融合尤为重要。另外，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强化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制度安排、提升服务监管的国际化水平等，同样是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

李娜：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也是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制度供给质量越高，越能在开放中赢得优势和主动。

盛斌：制度供给要遵循发展规律和发展实际，其质量高低主要体现在服务市场主体的水平上。在高水平开放大背景下，如何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更有效发挥出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对高端要素资源形成强大吸引力、促进要素更自由流动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制度供给提质的关键问题。强化市场思维、市场导向，服务市场主体的制度体系越灵活完备，市场运转越健康高效，制度供给越能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李娜：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制度型开放，要突出制度集成创新，苦练发展“内功”，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盛斌：无论是高质量“引进来”，还是高水平“走出去”，都需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发展“内功”，首先是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和胸怀，也包含技术层面的改革创新。譬如我们大力度推进信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提升自身产业附加值、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发展更好赋能治理，为制度型开放创造条件。开放、改革、创新是一体的，协调联动整体强起来，发展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